2017年1月15日星期日

新加坡早期“双语”教育





  现代的双语教育在新加坡已经实行几十年之久,但双语教育却可以追溯到百多年前,基于时代背景的差异,当时的教学情境和现代有着很大的不同。

新加坡早期“双语”教育

说起本地早期的双语教育就会想到颜永成学校,它原名华英义塾(Anglo-Chinese Free School),创办于1885年,被视为新加坡最早的双语学校。这里就从华英说起,逐一讲述当时的书塾和学堂的“双语”教学尝试。

华人创办的义塾:以方言教中文
在书塾年代,中国的教育制度远比西方落后,本地华人开始设立英式学校。但身在异乡,文化传承显得更为重要,因此“以英式教育为基础,附加一堂中文课”的形式应运而生,可谓本地双语教育的雏形。

●华英义塾

左秉隆在《勤勉堂诗抄》中提及,在他任职新加坡领事期间(1881-1890),颜永成独自创办了“培兰书室”。查阅海峡殖民地蓝簿(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),这家义塾最初称为“位于丹戎巴葛的义塾”(Free School at Tanjong Pagar),它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,教师有Joss Simon、Rozario和Hendrick三人。
1886年12月20日《海峡时报》刊载,有鉴于丹戎巴葛139号的书室是所义塾,颜永成写信给市政厅要求豁免税务。颜永成向官府申请辅助,可是中文校名带来不便,因此于1888年改名为“华英义塾”。
当时华童报读英校非常困难,因此义塾深受欢迎,收生人数不久达到顶限,于是颜永成向官府要求拨地兴建新学校。他获得直落亚逸160号地段,新的校舍可以容纳300名学生。
颜永成先在马六甲创办华文义塾,后在丹戎巴葛创办华英义塾这所英文学校,两校学生或精通中文,或精通英文,都不能做到中英皆通。随着新校舍的建立,颜永成萌生双语教育的理念,并把位于直落亚逸的新校舍作为自己实现双语理念的平台。
据1892年10月28日《叻报》报道,扩张后的华英义塾将延聘中西名儒,兼教华英文字。时任总督史密斯(Cecil Clementi Smith)于1893年4月4日受邀主持开幕,对双语政策极表赞赏。
办学经费方面,华英义塾虽为颜永成所创办,也得到政府辅助,但由于所费庞大,仍有赖其他信托人的捐输。在总领事张振勋的支持下,颜永成联合林文庆、邱正中、陈若锦、李清渊、陈合盛、林和坂、吴丕球、林抟云、吴新科、朱星衢、陈鹏南、陈应清和黄金炎于1895年12月4日《叻报》刊登启事,召各界大力募捐,期望为学校购置产业,以租金作为学校长期运作之需。
颜永成希望,有了充裕经费,学校可聘请漳音、泉音、潮音、广音、客音教员各一人,让不同籍贯学生都能受益。不过,颜永成的宏愿似乎没有达到,尽管学校聘有两名华人教师,双语教育政策仅实行了四年。

●养正书院

新加坡最早的养正,是1892年章芳林以长子的名字创办章任宪义塾(Cheang Jim Hean Free School)。
总领事黄遵宪在为章芳林撰写的墓志铭中提及:“近年又设养正书院,延华、英名师六人,兼治中西学生徒百人,公与公子壬(任)宪独任其费。”黄遵宪所说的养正书院就是章任宪义塾。书院位于合乐路(Havelock Road),隔年被列为政府辅助学校,一度有165名学生。1902年因章任宪逝世,学校缺乏资金而关闭。
海峡殖民地蓝簿提及该校以英文授课。不过根据碑铭记载,养正书院聘有华人教师。1897年10月1日《海峡时报》报道也称,章任宪所创办的中英义塾依然蓬勃发展。有鉴于此,可以判断养正书院是一所双语学校。
有必要指出的是,本地教育史上共有过三所养正。除了这所养正书院(章任宪义塾),第二所是后来设于美芝路的养正学堂,由吴寿珍、陈楚楠等人创办,校 长是晚清秀才陈观波,他也是庄希泉的老师。养正学堂最初借用合春号为校舍,后来搬到美芝路372号,它的前身是官办的甘榜格南华人英语学校。
客纳街(Club Street)的养正学校是第三所,其前身是广肇学堂。今天人们说到养正,多会想到这所。

传教士办学校:以“教会罗马字”教中文
19世纪初期,清朝对西方传教士采取敌对政策,后者纷纷以东南亚为基地,通过当地华人学习语言,等候时机前往中国传教。
正是在这个背景下,马礼逊在马六甲设立英华书院,这所书院不仅教授英文、中文和马来文,也是传教士休养和学习语言的场所。蒋为文在《探索台语白话字的故事》书中说道,麦思都(Walter Henry Medhurst) 在1817年抵达马六甲传教,后来在英华书院负责印刷事务,于1837年出版《福建方言字典》。
当时西方传教士是采用当地语言来传授教义,他们因此设计了一套“教会罗马字”书写系统。“教会罗马字”指的是依据当地语言音调、以罗马字母为拼音媒介而发展出来的一套拼音书写系统,俗称白话字。
“教会罗马字”最初是传教士学习语言的工具,后来在教会或教会开办学校的推动下,逐渐在本地区盛行,甚至传到中国。

●本地英华书院

本地英华书院(Anglo-Chinese School)成立于1886年,最初设在厦门街70号,由澳汉牧师(Revd Oldham)所创办。1886年底,学校迁入福康宁山下新校舍后迅速发展,1892年收生人数超越莱佛士书院。
这是由美国美以美主教会(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of America)协助下开办的学校,分别招收华人和淡米尔人。学校以英华(Anglo-Chinese)和英淡(Anglo-Tamil)为名,又分为男校和女校,共有四所之多。
英华书院的双语教育实行三年后结束,所教导的中文相信就是“教会罗马字”。

●武吉知马中文白话文学校

英华不是唯一教导“教会罗马字”的学校,1893年的蓝簿出现一所武吉知马华文学校。1895年,该校改称为武吉知马中文白话学校(Bukit Timah Chinese Vernacular School),由库克牧师(Revd Cooke)任教。
当时官方只津贴英语和马来语学校,这位洋牧师教导的白话文,显然也是“教会罗马字”。

●清人卢赣章与“白话字”

此外,清人卢赣章大约于1875年来新加坡,在四年求学期间掌握了“白话字”(即“教会罗马字”),回到厦门鼓浪屿后以教导华人英文、洋人华文为生,闲余研究漳泉十五音。在闽南音“教会罗马字”的基础上自创拼音字,卢赣章于1892年出版《一目了然初阶》,从此揭开了中国的切音(拼音)字运动。
从澳汉牧师、库克牧师到卢赣章,都显示当时“教会罗马字”普遍盛行。

女子学校:新制前的“双语”尝试

19世纪末,本地华人日益重视女子教育,女子学校陆续设立。
当时中国女子教育也逐渐普及,更多女性教师南来,教育框架逐渐摆脱以英式为蓝本的模式,一些新的教育思维也开始出现。
这些改变,都跟林文庆息息相关。林文庆在英国留学时因不谙华语,无法和中国的留学生建立友情,也因讲师请他代译中文手卷,但他却没法完成,因此激发学习中文的决心。林文庆后来受邀成为华英义塾的信托人,眼见义塾变为英校,他感到中文教育的迫切,决定在家里开课教授中文,因人数不断增加,后借用为基俱乐部来授课。

●新加坡女子学校

1899年,林文庆、邱菽园、宋旺相等人创办新加坡女子学校(Singapore Chinese Girls' School),它教导罗马化马来语、华语、英语、算术、地理、音乐和缝纫,林文庆夫人黄端琼负责教导高年级学生中文。
林文庆一直主张学习华语,不论是他或黄端琼,所教导的中文必然是华语。但在那个“教会罗马字”流行的年代,本土华人中文水平又低落,她是以何种形式教授中文至今还是个疑问。这所学校后来转为英校。

●中华女学堂

受到林文庆影响,潘春阳于1911年成立中华女学堂(Chung Hwa Girls' School),校址位于和里峇峇利路交界的登路(Tank Road)1号,学校采用中、英双轨制,即分为英文学校和中文学校,每天以三个小时读华文课程,两个小时读英语。英文校长由殷爱丽丝(Alice Yin)出任,她是殷雪乔之女,殷雪村侄女。中文校长是余岱宗(又名余信芳)。她于1910年抵达新加坡,一向大力提倡兴办女校。
1912年,中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主张采用西方教育模式,这激起本地学校制度的改革。尽管东西教育模式一体化,但因教学媒介语不同,也就出现华校和英校之分。在这个新制下,“双校”制自然无法走下去,中华女学堂遂转为华校。


双语教育最初是在英语教育体制下以方言兼授中文,这就出现重英轻华现象,而教会期望以“教会罗马字”取代汉字,教导中文其实不涉及汉字。后来林文庆引进一些新理念,他以华语取代方言或白话字,尝试平衡中英教学比重。
早期双语教育是处在摸索阶段,因各种因素不出几年就终止,但不断的尝试却是往后成功的基石。
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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